“即便是在最血腥、最黑暗、最绝望、最无助的情况下欧维策略，中国人仍然能够迸发出绝地反击的力量。”作 者 | 郭松民编 辑 | 南 方01
《南京照相馆》，注定要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的出现，意味着中国抗战题材的电影，在经过一个肯定-否定-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变化之后，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评价《南京照相馆》，必须要和同类题材的的影片，如《金陵十三钗》（2011）、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（2009）等做一番比较。
《金陵十三钗》的突出问题，是对国军进行了美化，以至于使整个历史氛围变得虚假，并且使后续情节变得无法理解。
在影片中，佟大为饰演的国军李教官，率领一小队士兵，不仅装备精良，战术高超，而且还充满了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气概，在和日军作战时，简直以一当十。
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：南京保卫战开始时，守城的国军约15万人，攻城日军约5万人。倘若国军如导演张艺谋表现的那般神勇，南京为什么只守了十几天就陷落了呢？
按照一般的军事规律，攻城兵力至少应该是守城兵力的两至三倍，也就是说，守卫南京的国军至少应该能够顶住30万日军的进攻，但为什么连5万日军都阻挡不住呢？
如果国军能够守住南京，则自然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，难道不是吗？
《南京照相馆》则直面了这个问题。
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，守卫南京的国军开始溃退，但城门上的国军督战队禁止他们后撤，用重机枪向蜂拥而至的国军溃兵猛烈扫射。
溃退的国军部队，为了求得逃生的机会，向国军督战队发起反冲锋，死伤惨重。
这组镜头虽然只有几十秒，但至关重要，因为它交代了整个时代氛围：国军士气已经完全瓦解，南京保卫战已然溃败。
影片的另一个情节也非常重要，做为邮递员的苏柳昌（刘昊然 饰），被他所属邮政所撤离车辆甩下，而邮政所车辆开出不远，也被日军炮火掀翻。
苏柳昌只能自己决定是继续逃命，还是留下来等待无法预知的命运。
这意味着，在军事崩溃的同时，国民政府的民政系统也崩溃了——南京市民既没有人保护，也没有人组织，一盘散沙，只能听任武装到牙齿的占领军蹂躏与宰割。
《南京!南京!》的突出问题，则是美化日军。
《南京!南京!》里出现的人物很多，有国军，有普通市民，有妓女，也有拉贝这样值得尊重的外国人，但真正贯穿始终的，却是屠城队伍当中的一员：日本小军官角川。
在导演陆川的镜头里，角川接近“完美”：洁身自好、对慰安妇百合子的爱情纯真执着，就连枪杀姜淑云，也是为了使她免遭凌辱，影片的结尾，他更是毅然放走两个中国人，然后以自杀来完成了灵魂救赎……
于是，角川就成了大屠杀中最令人感动的人物，以至于有人建议，把片名改为《一个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做南京的城》，观众几乎要不得不为角川之死落泪了。
但问题在于，如果日本军人居然如此善良，那为什么又会发生空前惨酷的南京大屠杀呢？
另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日本军人居然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大受害者，难道被屠杀的中国人反而是有罪的吗？
并不是说在几百万侵华日军中，不存在极个别的类似角川这样的人物欧维策略，而是说角川没有任何典型性，不能做为一部以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主角——你屠杀了我们，还要我们同情你因为参与屠杀而使心灵受到伤害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
在这方面，《南京照相馆》实现了对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对矫正，塑造了伊藤秀夫（原岛大地 饰）这样一个可信的日军中尉形象。
伊藤的形象突破了各种各种脸谱化——他不是生就的魔鬼，不是“武士道精神”的简单符号，也不是角川那样“有良心的文青”……
在日本社会内部，伊藤是一位腼腆、善良、彬彬有礼，甚至有点文弱的青年，但关键在于，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、种族主义的教育，伊藤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，而只是把中国人当成“人形动物”（如今天的以色列锡安主义分子看巴勒斯坦人那样）。
在伊藤看来，既然中国人不是人，那么就不适用人类的道德标准，也就不必对他们有悲悯之心，可以无耻地利用、残杀与强奸。
对伊藤来说，不能为他所用的中国人是蝼蚁，可一脚踩死，能为他所用的中国人则是狗。
一直在尽心尽力为日军服务，同时对“王道乐土”充满幻想的汉奸王广海（王传君 饰），在看到心爱的女人即将被日军拖走强奸的那一刻，终于忍不住上去拉扯一把，却被伊藤从身后一枪击毙。
伊藤还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狗反咬主人，就该是这个下场。”
伊藤的形象并非向壁虚构，而是有大量真实的史料做为证据。
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就曾在公开会议中说：“坦率地讲……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，对他们怎么干都行。”日本兵大前嘉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：“中国人是蝼蚁之辈。杀死蝼蚁之辈，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？”
伊藤，而不是角川，才是侵华日军的主流形象。
伊藤是我们理解这位“一衣带水”的邻邦的钥匙——核心问题不是日本的内部治理与经济发展水平，而在于他们是不是把“西方人之外的非日本人”同样视为人？
这才是中日民间情感问题的全部症结之所在，绝不是如某个大V所鼓噪的“管控厌日情绪”所能够解决的。
02
除了以近年主流抗战题材电影为参照系之外，《南京照相馆》还可以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电影时代的抗战影片为参照系，如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等。
通过比较，我们可以发现国统区民众和解放区民众不同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。
这些经典抗战影片中的民众，是以晋察冀解放区、山东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农民为原型的。
和国统区民众相比，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有觉悟，有组织。
随着共产党、八路军的到来，根据地民众不仅民族意识觉醒，懂得了救国的道理，并且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了，村村都有党支部、武委会、妇救会、民兵等组织，他们在打鬼子时，还可以得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，以及地方武装如武工队、区小队、县大队等的支持。
最重要的是，日本鬼子在他们心目被“脱魅”了，不再具有不可战胜的光环，尽管日军在“扫荡”时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其酷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，但老百姓知道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，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地貌等各种有利条件与日军周旋，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而《南京照相馆》，好就好在找到了民国的感觉，能够真实地反应八十多年前民国首都市民的精神面貌。
和华北、山东解放区那些朴实的农民相比，这些人事实上是当年的“中产阶级”。
比如王广海，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，他可能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有条件送他去日本留学；他的情人林毓秀（高叶 饰）是三线明星，与“电影皇后”胡蝶配过戏；金承宗（王骁 饰）则是一个小老板，他经营的吉祥照相馆具有相当规模。战争爆发前，他无疑过着十分滋润的生活，还可以携带妻女到周边城市旅游。
相对而言，只有苏柳昌和宋存义（周游 饰）的地位低一点，但他们两人，一个邮递员，另一个是巡警，都是穿制服，有“单位”的人，生活比最底层的劳动者还要好很多。
但就是这样一些人，在南京城破之后，却都处于一种无助、迷茫，以及莫名恐惧的状态，当巨大灾难降临时，没有一个人想到抵抗，而只是幻想用自己的方式“躲过去”。
王广海理应是最“知日”的，却坚信日本不可战胜，“日本人怎么可能失败”？既然日本不可能失败，那么为日本人服务，以求过上好日子，就是理所当然的。
这就是一个汉奸的“理性”逻辑。
相对于王广海，金承宗更有民族气节，但他抛不下自己的产业，只是想在地下室躲过最初的混乱，然后恢复营业。“人总是要照相”，这意味着他对日本的统治也抱有幻想。
林毓秀是依附于王广海的，她还幻想未来能够继续演戏。
至于苏柳昌，一开始就想逃离南京城，只是没有成功而已；宋存义以巡警身份被强行补入部队，待到他出现时，部队早已溃散，他藏在林毓秀的大木箱里才躲过一劫。
这就是南京城破时，南京市民所面临的状况——
一方面，国民政府和国军已经抛弃了南京市民，逃之夭夭。在逃跑之前，他们对南京市民没有任何安排，没有向他们发放武器，没有留下骨干力量组织他们抵抗，也没有安排他们有序撤离和疏散。
另一方面，被抛弃的南京市民则陷入没有组织，一盘散沙，既极度恐慌，又充满幻想的状态。南京城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无政府的蛮荒之地。
南京城里虽然还有大量国军士兵没有来得及逃走，但指挥系统已全部瓦解，许多士兵脱下军装，换上平民服装混入难民中，他们不仅不能成为市民的主心骨，反而加剧了恐慌和混乱。
但就是这样一些原本希望在战争浩劫中活下来的普通人，从一开始的忍辱偷生，最终走到觉醒和反抗，“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！
宋存义，原本是要继续苟活下去的，但他从苏柳昌为伊藤冲洗的照片上，看到了自己唯一的弟弟被日军当胸刺死，从而决定与日军同归于尽；
苏柳昌和林毓秀，被伊藤拉去摆拍作秀，营造“中日亲善”的假象。在此期间，一个婴儿的哭泣让伊藤觉得受了干扰，旁边的日军士兵就直接从母亲怀中夺走那个婴儿，活活摔死。
也许就在这一刻，苏柳昌彻底地放弃了幻想，坚定了要把南京发生的一切传出去的信念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的可贵之处，在于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历史，摸到了民国的脉搏，以民国的方式还原了民国。
影片令观众意识到，即便是在最血腥、最黑暗、最绝望、最无助的情况下，中国人仍然能够迸发出绝地反击的力量。
所以，中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！
影片也迫使我们严肃思考近年来被一些人挂在嘴边上“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”的含义。
中国，绝对不能再遭受一次首都沦陷的悲剧；共和国，必须以民国为镜鉴，避开民国的一切覆辙，今天，我们必须反对一切新老帝国主义，以维护人类持久和平。
如此，才真正意味着今天的人们，没有忘记在南京大屠杀中殉难的30万亡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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